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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官场:贪官问题为什么这样复杂?

对于众多在体制内苦苦挣扎多年而企盼升迁的人,包括各级领导来说,经常挂在嘴边的、听到最多的、也最爱唠叨的一句话莫过于,“唉,干部问题复杂啊!”。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,却暗藏着无穷的杀伤力,使多少努力工作翘首以盼升迁的干部希望落空、心血白费、仕途梦断,包含了体制内众生的诸多心酸、诸多无奈,也道出了中国官场的风云莫测和变幻无常。
那么干部问题为什么复杂呢?是什么因素导致的?河图不才,凭借多年来丰富的体制内生活经验和长期细致入微的观察思考,试图为大家揭开罩在复杂干部问题上的重重面纱,晒一晒暗藏背后的不尽黑幕。
第一方面,从官位本身来说:
1、干部性质的异化。
传统意义上干部是一个管理者,是一个组织或团队中的领头人,是带领大家去完成目标的人。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指出:“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,是人民的公仆”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,在我们这个从生到死一切都按级别安排的等级制社会里,干部的身份和性质却无形中发生了改变,成了不同级别、不同待遇的代名词。干部与一般群众之间,不同级别的干部之间,不仅政治待遇、工资待遇不同,在非工资的福利待遇上,例如住房以及住房补贴、用车、带薪度假、子女安置等方面,在医疗服务标准上包括住院条件、用药等级、医药费的报销比例等方面,在养老上甚至包括死亡、丧葬标准上等等诸多方面,干部都比工人群众享受的待遇高,不同级别的干部之间差异也很大,而且干部级别越高,这种差距也就越大。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可以享受离休待遇,而且有政府专设的老干部局为其服务。干部不再是吃苦在前、享乐在后,而是处处比群众先占先得、多占多的,个别地方甚至是享乐在前,吃苦在后,而这些却都是体制内明文规定的,是合法的、应得的。
2、官位的含金量高。
古有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今有“当官不发财、请我都不来”,看看那些落马贪官们如芝麻开花般节节升高的受贿金额你就知道了。事实上,除了发财之外,官位还具有更加神奇的魔力,能满足你可以想象到的几乎所有要求。你喜欢锦衣美食、酒绿灯红的奢靡生活,那么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每日挥霍的钱超过4万元,监察部领导找他谈话,陈竟然说:“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,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。不会花钱,就不会赚钱。你喜欢周游世界、游山玩水,那么 四川宜宾副市长受访称去过60多个国家。你为子孙考虑,广东兴宁市不成文规定:凡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,解决一名子女工作问题。房产、美色、香车、美女五子登科,随着在官场上步步高升,这一切都能得到满足。看看因钱多(钱财两个亿)、房多(房产许多处)、女人多(两位数)而被人称“许三多”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吧,还有号称“黄三亿”的山东黄胜,民间传闻甚至说他拥有“90亿美元巨款”、“46名情妇”、“46处房产”等等。
3、官谁都能当。
按照常理,当官要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、领导能力和专业素质,然而事实上,现在小到乡长大到省部级,围绕在各级领导身边服务和保障的人员一大堆,除了秘书、司机、保姆、炊事员、勤务员外,那些主动靠上去巴结领导的更不计其数。除工作之外,那些私事、家事甚至于打洗脸水、挤牙膏、擦皮鞋等小事也有人争相效劳。不客气地说,只要是个人就能当官。君不见,三陪小姐、临时工摇身一变成为官员的,这些年还在少数吗?边上学、边提拔的官场神童少吗?汉字都认不全、照本宣科地念还满口错别字的官员少吗?
第二方面,从选拔制度来说:
4、编制流于形式。
本应严肃的编制,在很多地方成了白纸一张,毫无任何约束力。从中央到地方,从国家部委到乡镇,应配备多少员额,有几个副职,都很随意,各级往往打着工作需要的名义,超编超配。辽宁铁岭市有9名副市长、20名副秘书长;山东省级贫困县,沾化这个不足40万人口的欠发达县,配6名副县长、15名县长助理。更别说随意提高级别,厅级县官、县级乡官,甚至各种名目繁多的巡视员、调研员等。更有甚者,实在找不出理由安置了,就直接以括号注明享受什么级别待遇了事。国家行政资源成了某些领导手中随意批发、私相授受的礼品和赏赐,逐年增长的行政、人员开支,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却都由公民纳税人承当,而始作俑者却带着收获的钱财和美名异地升迁去了。
5、明规则失效、潜规则横流。
虽说上级明文规定选拔干部要坚持“德才兼备,以德为先”,但什么是德,什么是才,用什么标准衡量、谁来衡量,这中间都大有文章。一切的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,正像一副广为流传的官场对联所说的那样: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,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,不服不行。我国领导干部选拔制度规定,选拔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、民主测评、差额考察、任前公示、公开选拔、竞争上岗等程序。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,很多地方都没有严格按规定流程办事,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等环节搞形式、走过场的现象尤为常见。选拔干部在实质上成了某些领导的“一言堂”,用谁不用谁都是个别领导说了算。“以人选人”代替了“以制度选人”、权力强奸了民意,本应严肃严谨的选拔干部工作却充斥着主观性和随意性,不仅造成了很多笑话,更是导致了用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。
6、少数人选人,暗箱操作。
按照程序,研究干部要经过各单位提名上报,各级组织部门考察、酝酿,再由各级党委常委开会研究确定。但除了极个别的少数人员外,谁也搞不清谁会变动、有几个位置,需要什么人选、执行什么标准等,这些都是个别领导在背后暗箱操作,缺乏应有的监督和透明。事后,面对黑马狂奔的干部任命结果,官方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,群众们虽不满意,感到莫名其妙、一头雾水,惊诧声、质疑声一片,却什么用处不起。唯一毫无疑问的是,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一切肯定都是有原因的。
7、权力的世袭化、碎片化。
既然是集体研究决定,个人无需承担什么后果,那么原本严肃的党委常委会,渐渐地成了各位领导集体分肥的盛宴。大家乐得趁机做交易、送人情、搞利益输送和交换。你主要领导要提拔10个,那么副职就要提拔2个,你提拔自己的情人、司机,我就用自己的秘书、子女,你吃肉总得让别人喝口汤吧,总之人人有份,否则我就坚决不同意,你奈我何?而对苦苦等待提拔的芸芸众生来说,上面的领导多了,要伺候的角色就多了,即令平时千小心、万谨慎,也难免要顾此失彼,有照顾不到的地方。届时十数名常委,很多人成事虽不足败事却有余,只要有一人说你坏话、坚决反对,你肯定又辛苦白费、机会泡汤了。
第三方面,权力变现渠道的市场化、多样化来说:
8、金钱不是万能的。
有些人说,既然是买官卖官,我有钱我去就买不就行了?错了,找谁买?谁敢公然卖?何况你就是想买,看看下狱贪官们一个个鼓鼓的荷包,贪官缺钱吗?你有人民币,人家要的是美钞、欧元;你有钱,可人家喜欢房产;你有房产,人家喜欢古玩字画;你有字画,人家缺的是美色。所以,金钱不是万能的,领导们不缺钱。
9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
对于在中国官场上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来说,有关系、有后台的人总是少数,绝大多数还是出身贫寒、希冀靠自身努力打拼的。对这些人来说,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能的。因为,我们现行的干部选拨体制归根到底是一种伯乐查举制,上级领导中得有欣赏你的伯乐,人家对你不了解,凭什么举荐你?可要让上级了解,不表现、不活动,逢年过节不登门拜访,不纳入视线、进入圈子,谁了解你?那能行?何况竞争又这么激烈,用谁不行,非得用你?再说了,希望当官的人多了去,靠上去巴结领导的人多了。你若是出手太寒酸,领导还看不上呢。
第四方面,从竞争的激烈程度来说:
10、自古华山一条路。
官场特有的金字塔型体制,决定了要想出人头地,要想有所作为,就必须往高处爬。加之中国官场壁垒森严、等级分明,官大一级压死人。不仅所有的待遇、好处、发言权、决定权都与职位、等级挂钩,而且还必须是一级一级地提拔。你即便是真心来为人民服务的,不在乎待遇、等级,但升不上去,再有本事也白搭,还不得跟在别人后面,老老实实地听别人指挥。这就决定了,一入官场,就身不由己,得按江湖规则来办事,只有努力往上爬这一条路。
11、资源的稀缺性。
众所周知,现在的官场是早已人满为患,冗员、庸员一大堆。《大河报》的一项统计表明,中国的官民比最高达到1:26,越穷的地方官员越多。中国人承担的官员行政成本远大于其他国家,甚至也远超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。然而即便这样,相对于庞大的公务员基数,职位总是有限的,并且越往上,这种稀缺性就越明显,也越难以满足需求。官位资源的稀缺性,决定了升迁竞争的激烈程度。
12、惨烈的竞争。
当代官场竞争之激烈,从这些年的官场小说的流行和畅销程度可见一斑。而士人之堕落、无耻,比之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为升迁卖房者有之、借高利贷者有之,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。铁腕总理朱镕基十多年前就怒斥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,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,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,他好当书记;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,他好当县长。这类案件不是一起,起码有五起之多。我们只听说过跑官、买官、要官的事情,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,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!
第五方面,从偶然因素的影响方面来说:
13、政策的随意性。
比如硬性强调班子的年轻化和高学历,指明要提拔XX岁以下的、XX学历以上的,甚至是XX院校毕业的,或者强调要照顾组织部门的选调生、大学生村官等等,都会无故把很多人选排除在外。
14、监督的运动化。
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之一了,比如之前的“三讲”、“三气”、“三个代表”学习期间,后来的“八荣八耻”、“科学发展观”教育等等,毕竟没有哪个领导敢于不和上级保持一致,明目张胆、顶风作案的总是少数。何况尚有不少领导是被某个突发事件、自然灾害、甚至事故案件牵连进去的。如果之前他恰巧给你许过愿,那么对不起,你不仅提升无望,还得整日提心吊胆,担心他把你供出去,毕竟买官和行贿都是犯罪啊。
15、万事俱备,还看机遇。
即便你自觉什么都做好了,那也不行,还得看机遇。比如说上级空降、位置突然被某个官二代盯上了,上级的上级打了招呼,指定要用某个人等等,总之是好事多磨。
综上所述,中国官场,干部问题确实复杂。而复杂的背后是权力的失控、是权力的不受制约和暗箱操作,是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选择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。而这些目前尚未看到解决的迹象,在此之前,官场的干部问题恐怕还要接着复杂下去。
或许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,实行基层地方自治和官员财产公开,去除官员待遇终身制,回归干部的公仆身份和服务性质等多方并举、综合治理,才能彻底解决中国官场干部问题的复杂化。
我们试目以待,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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